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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3. 刑法教義學難逃成為21世紀全球大笑話的厄運

            [ 肖佑良 ]——(2022-7-28) / 已閱508次

            刑法教義學難逃成為21世紀全球大笑話的厄運

            法律規則就是社會矛盾(行為或事件)及其國家解決辦法,或者國家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與步驟。前者為實體法,后者為程序法。這個法律概念,準確地描述了法律實質,即法律是什么。例如,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:故意殺人的,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;情節較輕的,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其中,“故意殺人的”或者“(故意殺人)情節較輕的”,就是社會矛盾,就是罪狀;“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”或者“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”,就是社會矛盾的國家解決辦法,就是刑罰。
            上述法律概念中的社會矛盾,即行為或事件,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物。猶如現實世界中的蘋果,鸚鵡等客觀事物一樣。天下沒有兩個相同的蘋果,天下沒有兩只相同的鸚鵡。社會矛盾也一樣,天下沒有兩個相同的“故意殺人的”案件。但是,它們都是客觀事物,都具有普遍性、一般性。無論過去,現在,還是將來,所有的蘋果個體,都叫蘋果,所有的鸚鵡個體,都叫鸚鵡,所有千姿百態的故意致人死亡的構成犯罪的具體個案,都叫“故意殺人的”?梢,社會矛盾與蘋果、鸚鵡等客觀事物一樣,具有客觀事物屬性。因此,法律(罪狀)是客觀事物,是確定的、封閉的、協調的、完美無缺的體系。這個結論直接顛覆了當代西方法學理論中的法律概念,即法律是人類的作品,是不確定的、開放的、不協調的、不完美的體系。
            先有具體案例,后有法律規則。法律規則必須是對照具體案例中的行為或事件,直接描述而來的。人類有能力準確描述客觀事物。所以,法律規則中的社會矛盾,例如刑法分則中的罪狀,描述的是客觀事物的普遍性、一般性,代表客觀事物。有人認為,法定犯是先有法律規則,后有具體案例的。這種情形前所未有,以后也不會有。假如無視具體案例,由立法者憑空設計或創作法律規則,那么出臺具有實用價值的法律規則,將是癡人說夢。對此,不到黃河不死心的,大有人在。大家試一試就明白了。顯而易見,法條是客觀事物,不是人類的作品。
            法律規則是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的。法律規則的結構:社會矛盾+國家解決辦法。其中,社會矛盾是客觀事物,立法前后都是客觀事物,沒有因立法程序發生變化。立法后,社會矛盾被納入國家解決范圍,規定了解決辦法。因此,法律規則的適用,既包含了社會矛盾的判斷,即事實判斷,也包含了國家解決辦法的判斷,即價值判斷。顯然,只要事實判斷準確了,價值判斷隨之確定。例如,一個故意殺人案例,如果事實、性質、情節和社會危害程度全部清楚了,刑罰隨之確定。換言之,法律適用,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是同時進行的,是有機統一的。法律適用的這種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合二為一的特征,是由法律規則特殊性決定的。因為法律規則的價值屬性具有附加性,是通過立法程序附加在社會矛盾上的。然而,西方法學理論中,法律適用的判斷,人為地預設為前后兩個階段,即先事實判斷,后價值判斷,存在所謂位階關系。顯然,這與法律規則事實與價值有機統一的實際不符。
            法律規則是主客觀有機統一的。就行為類型的社會矛盾而言,行為本身必然是主客觀統一的,即客觀方面決定主觀方面,主觀方面反映客觀方面?陀^方面透過行為人的眼睛,在眼球底部形成的映象,就是主觀方面。因此,主觀方面與客觀方面實際是一回事,是行為實體與行為鏡像的關系。這就是主客觀統一。對此,信奉刑法教義學的人,必然要硬扛不服的。不過,人人可以通過實施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,親自驗證實施行為時的主客觀統一。然而,在西方刑法教義學中,法律規則,被理論預設存在——客觀行為與主觀責任——兩大支柱。顯然,這種理論預設,偏離了只有一大支柱即客觀行為支柱的實際。主觀責任支柱只是客觀行為支柱的鏡像,不具有獨立意義。另外,法律規則是客觀事物,不僅具有形式與實質有機統一的屬性,而且具有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有機統一的屬性?墒,法教義學正好相反,不僅形式與實質彼此分離,而且行為規范與裁判規范各自獨立,明顯與客觀事實不符。
            西方法學中的法律概念。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所言:“法律是人類的作品,并且像人類的其他作品一樣,只有從他的理念出發才能被理解!
            亞里士多德在《尼各馬科倫理學》中指出:“法律始終是一種一般性的陳述,但也存在著為一般的陳述所不能包括的情形,……法律所考慮的是多數案件,亦即典型的和一般的情形,但法律對特殊的情況卻無法加以說明!
            英國學者哈特在《法律的概念》一書中提出了“法律的開放性結構”與“規則中的不確定性”理論。他認為法律規則是人設計出來,用來解決社會問題的。同時也認為人在設計規則時的認知能力有著不完美性。作為人為的產品,規則便不會有絕對的質量完美,而會有質量的高低之分。
            上述西方學者的法律概念,是人為設定的虛擬化的法律概念,不是對應現實中的具體行為,而是對應性質相反的兩種具體行為的混合體。也就是,法律是人類的作品,是不確定的、開放的、不協調的、不完美的體系。這種表述比較晦澀難懂。為了便于理解,仍以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“故意殺人的”罪狀為例,首先,建立兩個集合A和集合B,集合A{正當防衛,緊急避險,執行職務槍決死刑犯,戰爭行為,洞穴奇案,電車難題等等,過去,現在,將來所有合法或者符合社會公眾道德觀的故意致人死亡的具體個案,也就是故意致人死亡的不構成犯罪的情形},集合B{把人殺死,把人掐死,把人燒死,把人電擊死,把人毒死,把人溺死,把人推下懸崖摔死等等,過去,現在,將來所有故意致人死亡構成犯罪的具體個案,也就是故意致人死亡構成犯罪的情形}。在西方法律概念中,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“故意殺人的”罪狀涵蓋的范圍,即法律規則涵蓋的范圍,是集合A中的具體個案和集合B中的具體個案的并集,集合B中的罪與集合A中的非罪,都是符合“故意殺人的”罪狀的,罪與非罪被混為一談。這里犯了概念自相矛盾的邏輯錯誤。其次,在西方的法律概念中,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“故意殺人的”罪狀,只描述了故意致人死亡的所有具體個案中的一般性情形(案件數量最多),也就是使用刀具把人殺死的情形。至于其他故意致人死亡的特殊情形(案件數量較少),例如,把人掐死,把人燒死,把人電擊死,把人毒死,把人溺死,把人推下懸崖摔死等,“故意殺人的”罪狀,是不能描述這些特殊情形的。此處犯了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錯誤。實際上,集合B中所有的具體個案,都是相同的客觀事物,全部屬于“故意殺人的”罪狀描述的范疇。
            在西方法學語境中,由于存在上述兩大錯誤,使得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“故意殺人的”罪狀,在具體案件面前難逃存在漏洞、矛盾、晦澀、歧義的厄運,直接導致了“法律疑義”即法無明確之文,“法律反差”,“法律漏洞”即法無明文規定,“法律沖突”,“惡法”等法律疑難問題。為了應對這些法律疑難問題,保證法律適用,西方法學家構建了釋法說理的路徑。這就是釋法說理的起源,就是法教義學的起始,就是法律解釋的源頭。實際上,所謂的法律解釋,所謂的涵攝,都是偽命題,根本不可能實現。例如,因為“故意殺人的”罪狀,代表客觀事物的普遍性、一般性。上述集合B中所有的特殊情形,代表客觀事物的特殊性?陀^事物的一般性、普遍性,與客觀事物的特殊性、個別性,在文字形式上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。從一般性、普遍性解釋出來特殊性、個別性,根本做不到;將特殊性、個別性涵攝到普遍性、一般性的下面,也完全不可能。因此,所謂的法律解釋,所謂的涵攝,其實都是裝神弄鬼的障眼法,都是無中生有的偽命題。例如,入戶搶劫,有人將戶解釋成漁民生活的漁船,認為就是法律解釋。這完全是錯覺。因為,只有解釋決定行為規范的行為動詞,才能算是法律解釋。在“入戶搶劫”中,所謂的將“戶”解釋成“漁船”。這是字詞注釋,不是法律解釋。字詞注釋是性質相同的客觀事物的互相替代。事實上,將“戶”解釋成“漁船”,或者將“漁船”涵攝到“戶”之下,在文字字面上是根本無法實現的。因此,“戶”解釋為“漁船”,這里的所謂的“解釋”用語,只是徒有虛名。司法解釋,立法解釋,其中的解釋二字,都是徒有虛名的。實際都是相同事物相同處理或者字詞注釋而己。
            上述所謂法律疑難問題,都是法律概念虛擬化后出現的偽命題。法律概念之所以虛擬化,原因就在于西方法學家的目光僅僅局限在法律規則的文字符號上,一葉障目,在法律概念認知上出現顛覆性錯誤。殊不知,在法律規則文字符合的背后,實際對應的是行為整體、行為實體、客觀事物。例如“故意殺人的”罪狀,表面上只有五個文字符號,背后實際對應了“故意殺人的”這種行為整體、行為實體、客觀事物。法律規則回歸本原,回歸行為整體、行為實體、客觀事物,前述所謂的法律疑難問題就全部自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了。原因就是它們都是法律概念虛擬化之后出現的偽命題。所以,從源頭開始,法教義學就是偽科學,法律解釋就是偽命題。
            有原則,就有例外。任何行為規范,包括道德規范、職業規范、法律規范等,都遵循有原則,就有例外的普遍規律。也就是說,任何行為規范,都有例外情形,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。原則是原則,例外是例外,原則與例外,是性質相反的兩種客觀事物,不能相提并論,不能混為一談。然而,西方學者定義法律概念時,將原則與例外混為一談,是法律概念虛擬化的根本原因。特別需要強調的是,例外情形的判斷:在相同情境中,如果一般人中至少有相當部分人會實施行為人相同的行為,就屬于例外情形。有原則,就有例外。這是法律適用的第一原則。這個第一原則,要求司法人員辦理刑事案件過程中,首先依據常識常情常理進行判斷,是否成立例外。如果成立例外,則不構成犯罪,司法程序立即終結;如果不成立例外,就在查明具體案件中的行為與刑法分則條文中的行為相同之后,直接將刑法分則條文中的刑罰適用于具體個案,得出裁判結論。其中的邏輯,就是相同事物相同處理。
            法學學術垃圾滿天飛。法律概念是法學理論大廈的基石。法律概念虛擬化,直接導致從法律概念引申出來的整個理論體系,包括法律解釋,法律推理,三段論,犯罪論體系,構成要件理論,違法性理論,責任理論,因果關系理論,客觀歸責理論等等,都是裝神弄鬼的虛擬理論,不能通過實踐檢驗。什么自然法學派,分析法學派,社會法學派,都是扯淡吹牛派。虛擬理論沒有淘汰機制,結果虛擬理論的法學論文和法學專著,泛濫成災,造成學術研究的虛假繁榮景象。幾乎全部的法學核心期刊,幾乎所有的法學學術著作,沒有實務價值,都是吹牛扯淡的學術垃圾。在法學院,在圖書館和書店,法學學術垃圾滿天飛。例如,拉倫茨的《法學方法論》,哈特的《法律的概念》,哈貝馬斯的《在事實與規范之間》,國內個人出版的《刑法學》教科書等等。
            法律適用大道至簡。法律都是常識,要么是生活常識,要么是特定領域的常識。要成為法律適用的頂級高手,唯一的正確路徑,就是堅決扔掉所有的法學學術垃圾,多辦案,多研究案例,重點研究不同領域發生的案例,熟悉不同領域的常識。例如,網絡環境下,所有電子產品的按鍵操作,都不是發出指令,而是發出請求。所發出的請求,當然是不可能違背對方意志的。因此,許霆案成立盜竊罪,違反了特定領域的常識,貽笑大方。法學理論非常有限,法律適用大道至簡。目前法律適用的全部疑難復雜,都是教義學裝神弄鬼鼓搗出來的偽命題。法律適用中遇到的所有新事物,幾乎都是舊事物的改頭換面。法律的生命只在于經驗。法律邏輯必然是常識,包括相同事物相同處理。
            在刑法教義學領域,除了提出罪刑法定原則的貝卡利亞、費爾巴哈能夠勉強稱得上法學家外,其他的法學家,都是假貨。一群連法律概念都搞不明白的人,沒有資格稱為法學家。全世界已經被稱為刑法學家的人,是一群癡迷紙上談兵的書呆子,完全沒有實踐檢驗真理的意識,連法律是什么都沒有看清楚,就一頭扎了進去,窮盡一生研究虛擬理論,鼓搗出大量的學術垃圾,裝神弄鬼,以訛傳訛。刑法教義學淪為偽科學,丟人地球村,現眼本世紀,難逃鬧出全球大笑話的厄運,請大家拭目以待。

            作者: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 肖佑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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